尽管有许多历史学家津津乐道于中国广告的千年历史与荣光，但作为一个企业门类或者说一项事，是同改革开放的历程与时俱进的。如果说广告是促进市场流通甚至干脆说是促进物品（包括服务）销售的话，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数十年间，中国一直是物资短缺经济模式，几乎与国计民生相关的任何商品都是定额生产和计划供应。偶尔有什么计划外的东西投入市场，就会引发骚动。笔者记得，六十年代某一天，一个商店门口有一个人不幸癫痫病发作，在围了一圈观看的人之后，马上就有人排队，后面的人就急切地问前面的人有什么东西卖。前面的人除了说不知道之外，还大声喝斥：管它卖什么，接着排就是了。不几分钟，就排起了百人长龙，最后当然只能是“一声叹惜”。
在任何商品都供不应求的时代，广告业没有存在的社会基础。相反，作为广告的内容之一的商品流通信息一度是保密的，甚至称之为情报。计划经济时代，就有因不慎透露了某些商品信息受处分甚至判刑的案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后，广告业的兴起和发展，几乎超过了所有行业的规模和速度。
广告业的服务对象，就某种意义上说是以过剩经济范畴内的生产销售行业为主的。虽然直到现在我国还有某些行业、某些地区、某些物品就市场需求而言仍有短缺现象，但总体说来我国已经进入了过剩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大量涌现促使衣、食、住、行、医、学等领域的商品呈现了一种激烈竞争乃至优胜劣汰的趋势。广告业、广告人、广告学均能大行其道了。
改革开放前，除了报纸、电台偶尔有些文艺活动比如电影、戏剧、歌舞演出的广告外，几乎没有独自进行广告业务的企业。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从事美术工作的人和文字工作的人转行从事手绘广告画面和文字广告工作，武汉市最早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广告公司即是“武汉美术广告公司”，简称市美广。省内同一模式，“湖北省美术广告公司”，简称省美广。
随后，又陆续有铁路、轮渡、公汽、电车等广告公司出现。他们的共同点是除自己拥有广告载体之外，就是都是国营。其性质仍然是旱涝保收的大锅饭模式。他们的背景使之不可能形成竞争意识。首先是人员构成诸多是本企业原员工，且都具备一定的文字和美术功底；其次他们都由原单位供给，极端的说即使全年没有广告业务，也不降低各自原有收入水平；再次是在企业管理程序上被视为原单位的副业，即使作出些成绩，其奖金额度均不及从事正业的铁路、轮船、公汽、电车等员工。如此，何来竞争可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到上世纪最后十年间，民营（或者直呼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所占比例的增加（一个比较官方的称谓是国退民进），私营的广告公司被准登上历史舞台，广告才真正的成为一个企业和行业。
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标榜是自给自足的，但实际上“自给”是实，但从不曾“自足”。经济模式转轨后，不但与世界开始互通有无，各种商业信息也互相流通。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的广告业已经是蓬勃发展态势，世纪末五年的广告总额度就超过前五十年的总和。但这仅是自我比较。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我国广告业的营业总额不但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国家，甚至比起许多发展中国家来也名次落后。按人口平均，我国的广告消费甚至只能与亚洲、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为伍。
当得知了我国广告业的落后现状又听说了国外广告业的兴盛和广告人高达天文数字的收入后，全国许多地方的青年人都不约而同发出了“不能当总统就当广告人”的呼声。
如是乎，规模不等（当然主要是规模不大）的广告公司在武汉，湖北乃至全国应运而生。某个城市在全年新注册的公司中，每七家就有一家是广告公司。
改革开放前，全国开办广告学专业的大学不到十所，在校学生500人左右。到上世纪末，全国的大专院校中，没有广告专业恐怕是几乎没有了，套用一句笑话：“有广告师资要上广告专业，没有广告专业师资的创造条件也要上。”十多年来，广告专业毕业的人才已达数万，但真正从事广告企业经营的了了无几。他们就业的走向是：一、有背景有本事的都成了各省工商局广告处，各市工商局广告处、广告科、广告股的官员，不是广告人却是管广告的人；稍有背景小有本身也能为省、市、县各级广告协会的负责人，不是广告人也算广告边缘人；没有背景的人又不舍放弃所学专业广告知识者，租一十方门面，购置一桌两椅，装部电话，就称之谓“XX广告公司”了，虽然是艰难度日，仍可有“学以致用”的自我安慰，至少可以称之谓广告人而自娱自乐了。
笔者自幸参与了我们钟爱的广告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一哄而上到“吹尽黄沙始见金”转形过程。近日略有闲余，愿将所见所闻，所经所历的些许变迁付诸文字，与亦有闲亦有趣于此的读者们分享。